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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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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  

麦家,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

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其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风声》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07年度小说家奖。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反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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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索拉  

2009-04-06 11:21:5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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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无疑是越来越繁华、喧嚣,我们一度为此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贫困落后,寒酸简陋,喧嚣和繁华给了我们生命色彩和尊严。但是,转眼间我们的生命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繁华,因为喧嚣和繁华的背后我们丢失的太多,抛弃的太多。崇高,责任,忠诚,庄重,信念,理想,国家,集体,他人,勤俭,精神,恩爱,等等,这样在过去带有一定美德光环的字眼,如今无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们的焦虑也因此而生。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但是我也不相信现在的中国正走在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个过分看重变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诚然,中国要变,因为历史和现实积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变了,革了。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屋,终归是要塌的。试想,假如一个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线,我们内心里只有变异、破坏的欲望,没有坚守,没有尊重,比如甚至对友爱、仁慈、高尚、责任等等美德都不讲了,不守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体现人心、人性、人道?失却了人心、人性、人道的关怀,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以为已不仅仅是一种缺憾,而是危险,是走上歧路,误入歧途的危险,危机四伏,也是危在旦夕。

 

因此,这些年我总是不乏迂腐地在反问世人,没有坚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完全放弃常道,一味地迷恋变道,放肆地张扬个性、私欲,张扬“欲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们又如何去寻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识、常数?现在的人,别说为他人,就连对自己都似乎没有责任,没有牺牲精神了,人们心里只有欲望和更大的欲望,身体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钱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没好”,健康就是“贱康”。也许,对自己没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太久的对他人失去责任;也许,正如印度的一句谚语,我们该对自己说一句: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也许,正如《圣经》里说的,我们要“走窄门”,要让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约束和教养。

 

话到这里,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动、一份记忆,说出来给大家分享。我曾经有三年在藏区的经历,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度过的。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介绍羊卓雍湖水电站的一部记录片,电视镜头从拉萨转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随着电视镜头的切换,我心里相继浮现出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么之大,之明亮,那么之令我心仪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至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炎炎夏日,谁又能想起带防滑链?可是,山高路滑,崎岖坎坷,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啊。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依依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当时我也许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依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多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难受,想哭。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与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感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当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了山,身边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感谢和祝愿。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重墨,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心里。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一层不变的诚恳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在他无言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我觉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动,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觉得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赋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据我所知不到五千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作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连氧气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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