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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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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麦家  

麦家,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

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其中,《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风声》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07年度小说家奖。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谍战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反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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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坤夫妇和我的故事  

2011-11-16 09:40: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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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7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        一个月后,8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2003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箱子里的事情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我问,原主人是谁?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19416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21页已缺漏,不能识。

 

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年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的待遇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很想告诉她,是她丈夫开恩把我招进校的,只因为陌生和羞怯,张不开口。以后,我曾多次斗争过,想上他们家去看看,明确表达一下谢意,但想起老王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胆量总是越想越小,不了了之。就这样,直到离校我也没有去拜访过他。 再以后,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心里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慢慢的,他们就从我心里淡出了。 2003年8月,我在成都,突然接到老王的电话,说想来看看我。欢迎!欢迎!我在最好的宾馆开了房间迎接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医生爱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退休了,我也不再年轻,脱了因为年轻而有的羞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见,回忆往事,畅谈国家大事,叨唠家长里短,可以用“相谈甚欢”来形容。那时我已经出版《解密》和《暗算》两部小说,据说在我老单位引起了轰动。我注意到,他们随身带着这两本小说,谈话很快转移到我的写作上来。他们似乎很关心我是怎么当上作家的,眼下正在写什么。我一边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边又想尽快摆脱这话题——因为这有自我炫耀之嫌。哪知道,他们揪住不放,问了又问,刨根问底,最后竟然给我奉上一箱子材料,希望我写写“箱子里的事情”。 箱子里是各式各样老旧的东西:书信、照片、相框、文件、图章、纸条、笔记本、书籍、电报纸、子弹壳、丝巾、领章、帽徽、怀表、花名册、衣服、指北针、金戒指、录音带等,五花八门。老王巨细无遗地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历,有几样说得不清楚,由他的妻子颜丽补充。我边听边问,一方面感叹故事的传奇,一方面兴趣越来越浓厚。老王说,当初他们面对这箱东西的原主人时,心情也和我一样。 我问,原主人是谁? 他说,是金深水。 金深水老人和王亚坤夫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是《刀尖》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同时也可以说是王亚坤妻子颜丽的再生父亲。 因为历史的复杂和精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瓜葛和因由,如断柯折枝般细碎,不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是很难彻底说清楚的。所以我在《刀尖》全书的结尾里专门写了《外一篇》来交代整个过程,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说,穿过历史的迷雾,我看到的金深水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一手握着刀子,一手搂着女人,鲜花和鲜血都是他的使命和风采。 话说回来,八年前我在成都见到的一箱子东西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用黄纱巾包的笔记本,它是金深水的战友、也是《刀尖》的女主人公林婴婴(即颜丽的亲生母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手稿。手稿是写在一本16开大、180页厚的褐色牛皮纸外壳的线装笔记本上的,里面的纸张是铜版白纸,在半个多世纪的侵蚀下已成了浅黄色,墨迹也已消淡,盖不住的沧桑弥漫其间。手稿以日记格式写成,起始日是1941年6月7日,终止时间是个谜,因为最后的21页已缺漏,不能识。 除了这本日记本,还有满满的五卷磁带,是金深水老人的录音。 老王告诉我说,他和颜丽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却从来没有给两位老人(金深水和林婴婴)做过任何事,希望我把他们的往事写一本书,以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也用来告慰自己。最后,老王动情地对我说:“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带来了,恳切希望你能帮我们了掉这个心愿,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我们一定极尽所能配合你、支持你、报答你……”

    

       听一个有恩于你的人对你说恳求的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于心不忍!所以,我没有让他多说,便拍了胸脯,爽快地应允下来。

 

       只是,事情的进展没我像想象的那么顺利。200311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月份的时候,我完成第一稿,取名《两个老牌特务的底牌》,但王亚坤夫妇看完觉得不够真实,不同意对外刊发。其实,说到底是个构思的问题,构思的问题决定着怎么使用、处理这些材料。材料确实很多,我的第一稿就因为没有好的构思,导致很多材料用不上,用上的也面临失真的窘境,难怪他们不满意。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为了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和创作热情,2004—2007年,四年间,王亚坤夫妇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寻寻觅觅,又收集很多材料,提供给我。于是,20083月,我面对庞大的材料和档案,又创作第二稿,取名为《刀尖上行走》。这一次,他们基本上是满意了,但需要修改的地方似乎还是很多。

 

       2009年到2010年,我根据王亚坤夫妇和有关审读机构的建议和要求,对这一稿又进行了数十次局部修改,终于获准对外刊发。今年4月,根据出版编辑的意见,我又重头做了一次梳理和补充,最终定稿,更名为《刀尖》。 至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不是我了。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是谁?

 

       金深水,或者林婴婴,或者王亚坤夫妇,或者是他们合著。我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编辑的工作,理当退到作者幕后。我郑重地向王亚坤夫妇这么提议过,却未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只好勉为其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坤夫妇又对我施了一回恩,我不知怎么来感谢他们。他们说,只要读者喜欢这本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对此,我深信不疑。甚至,我不相信哪个作家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事实上,好书都不是作家用笔头写出来的,而是有人用非凡的生命、非凡的爱、非凡的经历谱出来的。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使我需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敢好好梳理这段往事。 缘分的起点是1981年7月27日,这天我到浙江富阳人民医院参加考学体检。南方的盛夏除了热,还有闷厌的溽湿,经高温一催,把医院难闻的味道都蒸出来了,逼得我到楼下的小树下乘凉。没多久,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大胡子,胖墩墩的,走到我身边,一头细密的汗说明他也是来纳凉的。但树是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小小一片,我见他站到我身旁,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负责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招生的首长。我告诉他,自己久闻工院大名,很想去,就是成绩差了一点。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但是,当首长获悉我数学和物理的单科成绩分别是满分和98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异常激动,连声说:是真的,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盖章下发的通知书,而当时我还不知道首长姓甚名谁。 一个月后,8月29日,我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县城拉到杭州,来到毗邻西湖景区的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搭上火车,第二天傍晚抵达福州,坐上早已候在站外的两辆挂军牌的绿色大卡车。车子横的穿过福州市区,向郊外开去,钻进一座巍峨大山。这是福州的旅游胜地鼓山,也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福州分院所在地。 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已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郑州,是总参下属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有“军中清华”之美誉。我就读的虽然是福州分院,专科,但录取分数还是很高,院方到我们中学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浙江省划的调档线高出四十分。我差三十多分,要没有首长对我开恩,我和工院绝对是无缘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 到学校后我才知道,首长姓王,名亚坤,是山东泰安人。其实,“首长”也不是什么大首长,只是学院机关的一个营级参谋,年龄也不老,才四十来岁,只是样子(大胡子、胖墩墩)显得有些老。因为在机关,平时我很难见得到他,偶尔在路上碰到,我很想跟他叙叙旧,道个谢,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似乎忘记了我。倒是他爱人,在医护所当医生,是可以经常看见的。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续打了几天针,其中一回,护士不在,是他爱人亲自给我打的,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本来,医生是不打针的,她完全可以让我等,她没有,而是亲自上阵,而且在打针过程中很体谅我的痛,一只手把着针管尽量缓慢的推进药水,另一只手还在针口旁边用食指轻轻挠着,以分散痛感。迄今为止,我当然打过不少次针,可这样王亚坤夫妇和我的故事 - 麦家 - 麦家


    1981年1国庆节摄于福州鼓山。这是我入学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福州分院后的第一张留影,照片里的10位男生是我们2班全体同学。物是人非,30年过去,我已经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你能猜出来,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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